，丧葬如礼，一一特书，绝不见有逼夺之迹。此固仿照前史格式，当时国史本是如此，姚察父子固不能特变其体也。第本纪所讳者，恃有列传散见其事。乃衡阳王昌，本武帝子，陷于周未回，武帝崩，从子文帝即位，而昌始归，文帝使侯安都往迎而溺之于江。（见《南史》。）本纪既但书衡阳王昌薨，而《昌传》亦但书济江，中流船坏以溺薨，即《侯安都传》亦但云昌济汉而薨，（《南史 昌传》则谓济江于中流陨之，使以溺告。）初不见有被害之迹也。始兴王伯茂乃废帝伯宗之弟，与伯宗同居宫中，伯宗为宣帝所废，伯茂出就第，宣帝遣店伶之于途。《陈书 伯茂传》但谓路遇盗，殒于车中，亦隐约其词，不见被害之迹也。不特此也，刘师知为陈武害梁敬帝，入宫诱帝出，帝觉之，绕床而走，曰：“师知卖我。”师知执帝衣，行事者加刃焉。（见《南史》。）此则师知弑逆之罪上通于天，何得曲为之讳？乃《陈书 师知传》绝无一字及之，但叙其议大行炅前侠御不宜吉服一疏，并载沈文阿、徐陵、谢岐、蔡景历、刘德藻等各议，共三千余字，敷演成篇，以见师知议礼之独精，此岂非曲为回护耶？又知虞寄本梁臣，侯景之乱，遁回乡里，流寓晋安，陈宝应厚待之，梁元帝除寄中书侍郎，宝应留不遣。后陈武代梁，宝应有异志，寄惧祸及，不受其官，尝居东山，著居土服。此不过知几能远害耳，其于陈武未尝有君臣之分也。若以报韩为心，正应佐宝应拒陈武，乃反为书劝宝应臣于陈武，书中并称陈武曰主上，曰今上，以自托于班彪《王命论》。试思彪本汉臣，故宜归心于汉，寄非陈臣，何必预附于陈？当其不仕宝应，尚不失为洁身远害，及其推戴陈武，适形其望风迎合而已。而《陈书》专以此为寄立传，且详载其书千余字，欲以见其卓识高品。亦思寄之于陈武有何分谊，而汲汲推奉耶？盖姚察父子本与刘师知及寄兄荔同官于陈，入隋又与荔之子世基、世南同仕，遂多所瞻徇，而为之立佳传也。《南史》于《师知传》明书其事，洵为直笔；而《寄传》亦全载其劝宝应之书，又无识甚矣。

萧子显姚思廉皆为父作传入正史

司马迁、班固、沈约作史，皆以其父入《自序》中，未尝另立父传，列于正史也。惟萧子显作《齐书》，为其父豫章王嶷立传，姚思廉修陈书，为其父吏部尚书察立传，凡生平行事，及朝廷之优礼，名流之褒奖，无一不纤屑叙入，故《嶷传》至七千余字，《察传》亦至三千余字，为人子者得藉国史以表彰其父，此亦人之至幸也。或疑《嶷传》只载其子子廉、子恪、子操、子行、子光，而子显不载，当是子显亲为父作传，故隐己之名。至《察传》并载思廉在陈为法曹参军，入隋为司法，似非思廉所自作者。然传末云，察所撰《梁》、《陈》二史未毕功，虞世基奏思廉踵成之，自尔以来，稍有撰续云云，而不言思廉卒于何时，可见《察传》实思廉自作。况察之父僧坦，以医术著于梁代，官太医丞，所得赏赐，皆给察游学，事见《南史》。而《陈书 察传》但云，察父上开府僧坦，知名梁代，二宫礼遇优厚，每得赏赐，皆给察兄弟为游学之资，而不言以医术得幸，并不言官太医丞。盖思廉耻以方伎轻其家世，故讳之也。则《察传》系思廉自作无疑也。

八朝史至宋始行

南北八朝史，《宋书》成于齐，《齐书》成于梁，《魏书》成于北齐，其余各史皆唐初修成。然虽成于唐初，而天下实未尝行也。观苏洵等进《陈书》云，《陈书》与宋书魏、齐、梁等书，传之者少，秘书所藏，亦多脱误。嘉六年，始诏校雠。因臣等言，恐馆阁所藏不足以定，请诏京师及天下藏书家，使悉上之。至七年冬，始稍稍集，因得藉以参校，又刘等校《北齐书》云，《文襄纪》其首与《北史》同，而末多取《魏孝静帝纪》。其与侯景书则载《梁书 侯景传》内，此外序列尤无伦次。盖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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