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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订云者当系改定之本，唯弢园生于道光戊子，在戊戌年已是七十岁，不
知其尚在人间否，且亦不能料他有如此老兴来重印此书否也。所以现在看来，
此定稿似只有长沙的刻本，后来不曾复刻，我于意得到，所谓觉得喜欢
就是为此。
《杂事诗》原本上卷七十二首，下卷十首，共百五十四首，今查定
本上卷删二增，下卷删七增四十七，计共有诗二百首。至其改订的意思，
在十六年的自序很明瞭地说道：
余于丁丑之冬奉使随槎，既居东二年，稍与其士大夫游，读其书，习其事，拟草《日
本国志》书，罗旧闻，参考新政，辄取其杂事衍为小注，串之以诗，即今所行《杂事
诗》是也。时值明治维新之始，百度草创，规模尚未大定，纷纭定论，余所交多旧
学家，微言刺讥，恣嗟太息，充溢于吾耳，虽自守居国不非大夫之义，而新旧同异之见时
露于诗。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
然能自树立，故所作《日本国志》序论往往与诗意相乖背、久而游美洲，见欧人，其政治
学术竟与日本大异，今年日本已开议院矣，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时与彼国穹官
硕学言及东事，辄敛手推服异辞。使事多暇，偶翻旧编，颇悔少作，点窜增损，时有改
正，共得诗数十首，其不及改者亦姑仍之。嗟夫，国士夫闻见狭陋，于外事向不措意，
今既闻之矣，既见之矣，犹复缘饰古义，足己自封，且疑且信，逮穷年累月，深稽博考，
然后乃晓然于是非得失之宜，长短取舍之要，余滋愧矣。
黄君的这见识与态度实在很可佩服，梁任公的《嘉应黄先生墓志铭》里说得
好：
“当吾国二十年以前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书(案指《日本国志》)
则已言日本维新之功成则且霸，而首先受其冲者为吾国，及后而先生之言
尽验，以是人尤服其先见。”不特此也，黄君对于日本知其可畏，但又处处
表示其有可敬以至可爱处，此则更难，而《杂事诗》即可以见到，若改正
后自更明瞭了。原本卷上第五十咏新闻纸诗云：
纸新闻出帝京，传来令甲更明，
曝檐父老私相语，未敢雌黄信口评。
定本则云：
欲知古事读旧史，欲知今事看新闻，
九流百家不有，六合之内同此。
注云：
新闻纸以讲求时务，以周知四国，不登载，五洲万国如有新事，朝甫飞电，夕既
上板，可谓不出户庭而能知天下事矣。其源出于邸报，其体类乎丛书，而体大而用博则远
过之也。
此注与原本亦全不同。以诗论，自以原本为佳，稍有讽谏的风味，在言论不
自由的时代或更引起读者的共鸣，但在黄君则赞叹自有深意，不特其去旧布
新意更精进，且实在以前的新闻亦多偏于启蒙的而少作宣传的运动，故其以
丛书(Eneyclopaidia)相比并不算错误。又原本卷上第七十二论诗云：
几人汉魏溯根源，唐宋以还格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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